彭学明
来到天津北辰区双口镇线河村，走进王瑷丽的太阳村，所见实在让我大出所料。我想象中的太阳村，是高楼大厦，红墙琉璃；是鲜花绿草，窗明几净，甚至还有一点点热闹和喧嚣。而王瑷丽的太阳村却于宁静中显出几分荒凉和破败。她的太阳村实际上就是一个农家院落。7栋小砖房，像7个火柴盒，在广袤的山村里，小得像一粒看不见的灰尘。
我对王瑷丽说：一点都没想到，与我想象中的太阳村差距很大。那么多太阳村，就你这太阳村最艰难、最独特。你收养和照顾这么多跟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服刑犯的子女，实在太伟大了。你是怎么想到要救助这些服刑犯的孩子的？
王瑷丽：我救助这些服刑犯的孩子，完全是一种偶然。那是2002年，我正踌躇满志地筹建幼儿园。在人人都望子成龙的今天，父母对孩子超乎寻常的爱，催生了儿童早期教育的繁荣和发展。我也是看中了这个商机，才筹划着要办一个幼儿园，而且想把它办成天津有影响有特色的幼儿园。我不缺资金，在多年一对一的儿童教育中，我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瞒你，我那时一天的营业额就有一万多元。因此，我对我的幼儿园充满了信心。
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让我办幼儿园的整个思路发生了质的转变。我的人生轨迹也在我人过中年时，急剧转弯。
那天，我正在跑办幼儿园的有关批文，报上的一则消息让我心头为之一震，并落下泪来。报纸上说，一个单亲家庭的三岁女童，因为母亲贩毒被关进监狱无人照料，饿死家中。发现时，女童的嘴里塞着尚未嚼烂的布娃娃碎片。我没有看见女童惨死的情景，但我却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女童没有母亲时那恐怖的哭声和饥饿的神情，想象着女童嘴里那条没有嚼烂的碎布片。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要帮助那些服刑犯的孩子，我要把那些无人看管的服刑犯的孩子接到我的幼儿园，让他们健康成长。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当我把我的这些想法告诉我的朋友和亲人时，没有一个人表示理解。
下了决心，我就去公安局和监狱走访、摸底，看有多少服刑犯的孩子无人照管，需要帮助。我和公安局、监狱的工作人员把需要救助的服刑犯子女的标准定在：爷爷奶奶70岁以上，父母双双服刑或者一方服刑另一方已去世。我们按照这个标准到监狱走访时发现，那些犯人，无论男女，知道自己孩子下落的不多。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一阵紧似一阵地疼。每探访一次，我就设想一次，设想那些没有生存能力的孩子，会不会也像那个女童一样饿死、冻死或者病死；设想那些流浪四方的孩子，会不会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违法犯罪，成为新的罪人。我彻底放弃了办幼儿园的念头，决定办太阳村，专门救助那些服刑犯的孩子。
寻找服刑犯的孩子，是一件非常艰难曲折的事情。
为了找到那些服刑犯的孩子，我和丈夫还有民警，开着车去服刑犯的老家，四处打听孩子们的消息。网吧、小区、派出所、出租屋、电影院、火车站、收容所、桥孔下……从城市到山村，能留人的地方，我们都去找。一找就是半年！半年里，我和丈夫的鞋磨烂了两双，丈夫的新车也几次“负伤”，我丈夫可是典型的爱车一族啊！做这种好事的确难，不但一般人难以理解，就是犯人的家属也难以理解——一个非亲非故的人，为什么要管他们的孩子？她会不会是人贩子，要把这些孩子卖了？天津武清县有一个诈骗了别人100万的罗姓犯人对我说，他有一个13岁的儿子跟爷爷奶奶生活，爷爷眼睛失明，奶奶半瘫，孩子卖掉家里所有的电器，离家出走了。他求我们帮他照顾这个孩子。为了找到这个孩子，我和丈夫还有监狱的领导，在方圆几百公里的地方找了十来天才找到。找到他时，天正下着大雨，我们每一个人都淋得像落汤鸡，又累又饿。他奶奶不放心，怕我卖了她的孙子，让人把她背上车，非要到监狱找他儿子问个究竟才肯让我们走。
罗丹：我就是那个诈骗犯的孩子，我叫罗丹。我不能跟那个法国雕塑家罗丹比，我是罪犯的儿子。我不愿一辈子背着这个枷锁和包袱，却一辈子都抹不掉“罪犯的儿子”这个阴影。因此，我恨我的父亲。父亲因诈骗坐牢后，我卖掉家里的电器离家出走。我并不是没有一点恻隐之心，而是逃避和报复。我爱爷爷，也爱奶奶，可我不爱我的父母。我父亲坐牢抛弃了我和这个家，我母亲改嫁抛弃了我和这个家，我小小的年纪，为什么要留恋这个家？我不愿待在这个小山村里，天天让人戳着我的脊梁骨说我是劳改犯的孩子。我要逃出去，逃到一个任何人都不认识我也找不到我的地方。
